調查孝感紅光大隊“農業(yè)學大寨”情況始末
德陽縣孝感公社紅光大隊（現德陽市旌陽區(qū)孝感鎮(zhèn)紅伏村，為合并村）曾是四川省“農業(yè)學大寨”的先進典型，當時有“平壩學紅光，丘陵學化林(劍閣縣鴦溪公社化林大隊)”的口號。現在五十歲以上的德陽人大多都對此有印象，有人還記得當年曾自行或在老師的組織下到紅光大隊參觀的經過。特別是對紅光大隊集體養(yǎng)的大肥豬印象深刻。雖然紅光大隊“學大寨”作為一段歷史已經過去多年，但至今無人就這段歷史進行梳理。撇開“農業(yè)學大寨”功過是非不談，梳理紅光大隊“學大寨”并成為先進典型的過程，呈現當時的一些情況，存一份歷史資料，應該是文史工作者的責任。
這項任務原本委托羅亞文先生完成，因為羅亞文先生是土生土長的德陽人，曾任過鄉(xiāng)鎮(zhèn)干部、文化旅游局長、區(qū)政協專委辦主任，屬于上馬能武，提筆能文的人，十多年前就曾采訪過一些當事人，也寫過相關的提案和社情民意，但羅亞文先生謙遜，并以身體原因為辭，只說愿意牽線搭橋，聯系上下。在羅亞文先生的幫助下，2018年5月起，我開始采訪一些當事人，試圖在某種程度上還原當時的情景。
一、從一份典型發(fā)言材料入手
第一次到紅光大隊（紅伏村），帶回了還未編印出版的孝感鄉(xiāng)志初稿，兩個文件盒。據說因為經費原因，這個鄉(xiāng)志初稿離正式印刷還遙遙無期。翻完鄉(xiāng)志資料，感覺對了解當時紅光大隊的情況無多裨益。也可以理解：現在的志書都是以條編目，把社會事件分割、雜糅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子項目中，相當于作了肢解，讀者無法拼湊復原。加上正史素有主動為各種諱的習慣，“農業(yè)學大寨”在編史者眼中似乎是一個小禁區(qū)，所以資料中找不到明確記述這一過程的文字。不過，在《德陽縣孝感公社社史資料》里單獨有一份1977年3月四川省“農業(yè)學大寨”會議秘書處印制的四川省“農業(yè)學大寨”會議典型材料，牛皮紙裝訂，是一份發(fā)言稿，發(fā)言人是“德陽縣孝感公社紅光大隊鄭洪禮”。據了解，鄭洪禮原為紅光大隊黨支部書記，文化程度不高，后得益于紅光大隊“學大寨”的成績及當時的政治氣候，1974年越級增補為德陽縣委副書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73年曾出版連環(huán)畫《大寨精神放紅光》，講述鄭洪禮帶領紅光“學大寨”的故事。該篇發(fā)言稿標題是《大批促大干 科學種田奪高產》。
這份材料引起我的興趣。
這份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我及一大批人對于“農業(yè)學大寨”的一些原初印象——在現在的中年一代人想象里，“農業(yè)學大寨”完全就是傻干蠻干不按科學規(guī)律辦事。比如改田改土，就是為改造而改造，憑想象辦事，圖視覺效果，討上級喜歡，好好的水田改成旱田，肥田改成瘦田。
但從這份材料里看，情況似乎并沒有那么糟糕——如果這份材料可信性足夠高——至少當時的紅光大隊在處理具體問題時還是講科學的——“農業(yè)學大寨”實際上還是為了增收，而結果是真正的增了收。從材料上看，紅光大隊（前期）是憑高產增收成為典型的而不是靠政治口號喊得響當的典型。
抓農業(yè)生產措施具體，方法科學，效果明顯
關于增收情況。在材料的第一段，發(fā)言人概括了“農業(yè)學大寨”（1964年開始）十二年的增收情況：
“全隊糧食畝產連續(xù)兩年跨《雙綱》，四年超千斤，四年上‘雙綱’，兩年闖過‘噸’糧關；油菜畝產達到三百四十斤，全隊人平每年為國家交售糧食八百斤、油菜籽六十三斤、肥豬半頭。現在儲備糧七十五萬斤，公共積累七十萬元，各種農業(yè)機械二百二十六臺（件），基本實現了耕作、脫粒、植保、提灌、運輸、農副產品加工機械化和半機械化。全隊辦企業(yè)興旺，去年總產值達到十四萬三千元，占全隊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三點三。社員生活大大改善，集體經濟欣欣向榮”。
這段話透露出四個信息：一是增收是全面的增產，不只是水稻，還包括油菜、生豬、隊辦企業(yè)。二是公共累積數量大，一個大隊（現為村）公共累積七十萬元，遠超現在的很多村的集體資產。三是公共累積增加，實現了農業(yè)機械化或半機械化，減輕了社員勞動強度。四是社員生活水平有了提高——據原紅光大隊主任（后任村主任、支書）83歲的唐文述回憶，這個提高雖然是相對的，但橫向比較，還是遠超了周邊，包括省內外很多大隊社員的收入，以至于周邊地區(qū)經常到紅光大隊學習取經，最多的一天大約有六、七千人。
為了方便外地人考察學習紅光，縣上還在北門外的德陽賓館設了接待站，派專人值班等候，給參觀者引路。這種情況持續(xù)了三、四年。
關于改田改土成果。“學大寨”最終目的是增收，增收的前提是改田改土興修水利。重點是改造冬水田和低產田。具體做法是開溝排水，消滅“水腫”，挑沙面田，改良土壤。兩個冬春“搬動河沙十一萬多方，面田一千七百多畝，打抗旱泉凼四口，新開排灌溝渠五十二條，六百多畝冬水田全部改成了兩季稻，一千一百多畝低產田初步得到改造，同時還栽了幾十萬株樹?！边@個成果在當時還是比較驚人的。
關于發(fā)展雙季稻和擴大復種。要增收，單靠畝產提升，前景有限。所以發(fā)展雙季稻，擴大復種。1969年，大隊支部和生產隊干部帶頭種了十一畝試驗田，收成較好，“早、晚稻合計畝產一千四百七十三斤，比一季中稻畝產九百三十四斤增產百分之七十七”。
以此為契機，紅光大隊開始大面積推廣雙季稻，一九七一年雙季稻達到六百多畝，一九七二年達到一千三百畝，占稻田面積的百分之五十三點八。兩年間復種指數達到百分之二百五十左右，糧食畝產超過一千六百斤。
關于提高單產。一是“爭早攻遲奪高產”?！皩嵭泻侠聿季謹D時間，發(fā)展農機搶時間，大干苦干爭時間，使早栽田面積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對于遲田嚴格控制栽播期，壯秧密植，重施底肥，早管、早追肥，力爭接近早栽田的產量”。二是“精細管理促高產”。實行“五定”責任制，即定領導、定人員、定任務、定質量、定時間?！皠趧臃志€編組，以組作戰(zhàn)，任務到組，責任到人。開展勞動競賽，進行檢查驗收，保證農活質量?！比强篂闹蜗x保高產。除修建土溫室五百多平方米，還建立“三結合”病蟲測報小組，“以預防為主，藥治為輔”。
關于1977年的增產目標。口號是“一批二治三大干，糧食總產四百萬，農林牧付（應為“副”字，原文為“付”）齊發(fā)展，誓為大治作貢獻”。具體來說，就是糧食畝產達到二千二百斤，人平產糧二千二百斤，一人一肥豬。為了保證這個目標的實現，提出的措施是穩(wěn)定布局，主攻單產，關鍵措施是狠抓肥料：以農家肥為主，化肥為輔，實行“養(yǎng)、種、積、造、還”相結合。
材料中散發(fā)的特定時代的特有氣息
一是文字“穿靴戴帽”現象不多。在敘述工作之前，先戴一段“帽子”，正事說完，加一段高大上的文字收尾，戲稱“穿靴戴帽”，其目的在于保證“政治正確，幾乎是多年的慣例。這份材料里也有這種現象，但“帽子”不多，且不算空泛，沒有玩文字游戲的現象，幾乎沒有完全與正事無關的“認真貫徹落實”之類的話。屬于嚴格意見上“穿靴戴帽”的話全文只有兩處：
“從一九六四年開展農業(yè)學大寨以來，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span>
“一九六四年，廣大干部和貧下中農熱烈響應毛主席農業(yè)學大寨的偉大號召”。
二是把抓具體工作的成效歸功于抓政治學習的成功或者抓具體工作先抓政治學習。比如“每前進一步，都是同修正主義、資本主義、階級敵人斗過來的；是同守舊思想、懦夫懶漢世界觀和生產到頂思想斗過來的；是靠大干、苦干加巧干干出來的?！?/span>
“我們支部帶領群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階級敵人在哪里跳出來就在哪里斗，什么時候搗亂就在什么時候斗，及時揭露了階級敵人的造謠破壞。”
“我們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發(fā)動群眾狠斗了階級敵人，批判了資本主義傾向……組織干部、群眾認真學習毛主席《愚公移山》等光輝著作，以大寨、昔陽為榜樣，狠批懦夫懶漢世界觀”。
“我們支部……多次舉辦黨員、干部學習班，對比解放前后的巨大變化，進行憶苦思甜的階級教育；學習毛主席的五篇哲學著作，進行一分為二的教育；批判了生產到頂的思想。對照大寨，找差距、揭矛盾，開闊了眼界，提高了認識。”
“大治之年要大上，必須大批‘四人幫’。我們大隊參加第二次全國農業(yè)學大寨的代表回來以后，滿懷革命豪情，向全體干部社員傳達了會議精神，認真學習了毛主席的《論十大關系》和華主席的重要講話，掀起了揭批‘四人幫’的新高潮，發(fā)動群眾，總結經驗，回憶對比，用紅光十二年學大寨的巨大變化，狠批了‘四人幫’‘三搞一篡’和‘三批一砍’的滔天罪行。廣大干部和群眾越批‘四人幫’越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和英明領袖華主席，越批‘四人幫’越仇恨，越批大干社會主義的勁頭越足，表示要象大寨人那樣，大批了再大批，大干了再大干”。
“根據我們紅光大隊的情況，聯系實際批‘四人幫’，主要抓五條：一是狠批‘四人幫’攻擊‘整頓就是復辟’的謬論，肅清整頓就是‘整干部’的影響，解決好少數干部中想整怕錯，想斗怕亂，睜只眼，閉只眼，不整不斗松活點的錯誤思想，把黨支部的戰(zhàn)斗力提高到一個新水平。二是狠批‘四人幫’攻擊斗敵批資是‘矛盾向下’的謬論，肅清斗敵批資是‘整群眾’的影響，解決好少數干部中存在的對領導班子內部的資本主義傾向不敢抓，對社員的資本主義傾向不敢批，對集體經濟內部的資本主義傾向不敢斗的錯誤思想，把農業(yè)學大寨運動提高到一個新水平。三是狠批‘四人幫’反對黨的一元化領導的罪行，肅清所謂‘奴隸主義’的影響，解決部分干部、黨員不服從黨的領導，不執(zhí)行黨的決議，不遵守黨的紀律的問題，增強黨的觀念，加強組織紀律性，把黨的建設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四是狠批‘四人幫’反對大干社會主義的罪行，肅清‘道理一大篇，實干不沾邊’的流毒，解決一些人大干怕苦，大上怕難的問題，把發(fā)展社會主義農業(yè)提高到一個新水平。五是狠批‘四人幫’亂扣‘管、卡、壓’帽子，肅清無政府主義流毒，糾正部分干部、群眾不服調工派活，不遵守規(guī)章制度，不顧農活質量等問題，把經營管理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三是一些特定術語反映了當時的政治背景。比如“三帶頭”“五過硬”（帶頭學習馬列和毛主席著作，帶頭斗敵批資，反修防變，帶頭參加勞動；思想過硬，作風過硬，工作過硬，勞動過硬，家屬過硬）。
四是集體生產勞動強度大。“不論是數九寒天，還是逢年過節(jié)，男女老少齊上陣，天不亮就出工，滿天星子才收工”、“每天‘五出勤’、‘三加班’，勞動多達十六、七個小時，不少人手栽腫了，腳泡爛了，皮曬掉了，眼熬紅了……”另外，從材料中可以看出，農民對于這種高強度的勞動是有意見的（文中提到的生產到頂思想、“懶漢觀念”），而干部也被要求要保證一年參加集體勞動三百天。
文字通俗易懂，口語化，農村工作氣息濃
“我們大隊為什么有這樣大的變化呢？廣大貧下中農說：一在方向正，二靠班子硬，三是鼓大勁”；“一些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富裕農民說：‘水改旱，三年不能吃飽飯，改田不如抓現錢’，一些思想守舊的人說：‘彎彎路，月亮田，要想改變難上難’”；“窮就窮在冬水田上，窮就窮在靠天吃飯上，結果越靠越想要，越要越倒灶，越靠人越懶，越靠志越短”；“自古盤古開天地，哪見谷子種兩季”；“只顧增產多，不顧人死活”……
這篇發(fā)言材料的起草者應該不是發(fā)言人鄭洪禮（后確認起草人為縣農工部譚明書），從文字上來看，既能“上綱上線”貼合上面要求，又善于接地氣讓一般人聽得懂，整體水平很高?？傮w來看，這份材料體現的觀點是：一件事情要干好，干部要帶頭，群眾要努力，要有一股精氣神。當然，當時農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材料中羅列出的學著作講斗爭防修反修等，農民是否真的聽得明白理解得透徹，存疑。另外，雖然紅光大隊干部思想覺悟高，群眾參加勞動積極性高，農業(yè)學大寨（或者集體經濟）達到了當時的新水平，但受發(fā)展模式的影響，其發(fā)展瓶頸是無法突破的，后來的事實證明，照搬蘇聯模式，推行農村集體經濟，把農民固化在土地上，終歸沒有前途，所以這篇發(fā)言稿依然只能作為特定時期農村工作的一份見證，供史家研究，而不能證明原有模式的正確。
二、幾名經歷者對當時情況的回憶
為了記錄當時紅光大隊“農業(yè)學大寨”的過程，在羅亞文先生的幫助下，通過孝感鎮(zhèn)黨委、政府和紅伏村村委會，聯系到了曾在紅光蹲點、現已八十三歲高齡的艾遠輝老先生，艾遠輝老先生又推薦了黎永斌、譚明書兩位老同志，加上紅光大隊年過八旬的老主任、老會計，召開了小型座談會。幾位老人雖然年事已高，但精神健旺，聲音洪亮。以下是幾名老人的采訪實錄。
在各人的講述中，因為年代久遠，記憶不準，有些事件時間不吻合。
艾遠輝（原德陽縣農業(yè)局農經站干部，退休前為市統計局農業(yè)科科長、高級統計師）：紅光大隊出名的原因，當然是“農業(yè)學大寨”。但是這個出名的過程又是如何的呢？我給你介紹一下。
起先，全國提倡“農業(yè)學大寨”，紅光也一樣，組織人到大寨去參觀。縣“革委”組織了兩次，農業(yè)、水利上的人一起去。我是縣農業(yè)局的，農業(yè)局歸縣委農工部管。我當時在農業(yè)局農經股負責。
去學啥子呢？學評工記分。大寨最初也是從改變評工記分方法出名的。評工分是件麻煩事，主要是每天都評?？雌饋砉鋵嵚闊┎粩?。干了一天的活，晚上還要評工分，經常搞到深更半夜，十一、二點了還在吵架，扯不清楚，第二天還要一早出工。
大寨提的是“政治掛帥、思想領先、自報公議、評記工分”。這個評工分跟我們這邊不一樣，是月評制，每月評一次工分，不搞那么細，每天只是考核，每月工分分等級，這樣就解決了斤斤計較吵架問題，我們就去學這個。
謝善模（曾任德陽縣農業(yè)局長，后任德陽市農牧局副局長）和我先后到大寨參觀學習，學完了回來研究總結，決定在紅光也搞工分月評制試點。紅光社員思想比較進步，腦子比較靈活，覺得這個辦法好，很受歡迎，試點也成功了，就由我執(zhí)筆，搞了一個材料報綿陽地委（1983年德陽建市之前屬綿陽地區(qū)），地委覺得好，就用簡報轉發(fā)，省委、省政府領導都看到了紅光學大寨的典型材料，并引起了新華社記者的注意，在川報上登了，省委也注意到了，這樣，紅光一下就出名了。
紅光“農業(yè)學大寨”就是從學評工記分開始的。
不過，紅光在學評工記分之外，還推進了一步，提出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口號。為啥要提這兩句？因為當時紅光交通不便，在平壩地區(qū)都算窮的。你別看現在紅光都在城邊上了，那個時候，沒路，離城遠得很。紅光全是“玻璃田”（冬水田，看著像一塊一塊的玻璃，俗稱玻璃田），日子苦。所以紅光提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八個字。
對了，還有一點，那時候全國搞“三級所有、隊為基礎”（1962年８月《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簡稱“六十條”，要求公社、大隊下放權力，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基礎核算單位是小隊為主），紅光一直搞大隊核算，沒有下放核算權力，不是以小隊，而是以大隊核算為主體，這才積累了集體資產。
大寨也是大隊核算，但紅光不是學大寨學來的，是不約而同堅持了大隊核算的做法。
以大隊為核算主體，就存在小隊與小隊的經濟差別，有的小隊勞動力弱，生產條件差，有的勞動力強，核算下來差距就會很大，所以就要平衡，不搞平衡就要起矛盾，要帶來問題。搞平衡不等于吃大鍋飯，要做思想工作，要搞競賽，落后的小隊要被批評，大家都怕被批評，所以干起活來都是你追我趕的，場面很熱鬧。
那時候時興干部駐隊，就是幫助大隊出主意想辦法搞生產做工作的。紅光的駐隊干部素質都很高，把社員的事情當自己的事情。舉個例子，他們（指參加座談的其他幾名老人）可能都不曉得。有一個縣委派下來的駐隊干部，按規(guī)定到社員家吃派飯（一家負責一天），看到那家社員的小孩發(fā)高燒，社員又不送到醫(yī)院去，說農村小孩發(fā)燒，弄點草藥就是了。他一看不行，再這樣下去要出大問題，就自己抱起孩子往醫(yī)院跑。醫(yī)院醫(yī)生一看，說你再不送來，孩子就燒成肺炎了——肺炎在當時也是很厲害的病。然后就搶救，孩子保住了。這個人回家，他家也有一個小孩，當時大家都沒什么健康意識，他自己回去了也沒消毒，就抱著孩子親，結果孩子被他身上的細菌感染了——他孩子體弱，一感染就嚴重了，最后孩子沒了。這個人的愛人是小學老師，大齡喪子，悲痛異常，以后也再沒有生過孩子，現在老兩口也已經八十多歲了。這件事情還是他姨妹兒偶然說出來的，說他“掙表現”——其實不是掙表現，當時就是那樣的。
這個人當時在紅光還被蛇咬過。
這個人就是從縣委宣傳部調到農機局的干部，叫李興田。
我的任務是管各大隊的財務。紅光的財務很過得硬，從來沒有清過爛賬。他們有個大隊出納叫黃祖庭，忠厚老實本份，關口把得嚴，沒有挪用過一分錢，沒有算錯過一分賬，人稱“鐵算盤”。
當然，紅光后來再出名，就是種雙季稻的事情了。
不過我要說明，雙季稻不符合自然規(guī)律。雙季稻種得越多農民越累，減產（指一季的產量）越嚴重，所以還是后來的包產到戶最適合農民。
（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座談結束時艾遠輝老先生給了我一篇他發(fā)表在《四川科技通訊》上的文章，標題是《歲月帶不走的記憶——包產到戶讓農民擺脫了困境》，其中有一段原話摘錄如下：“本人是學農業(yè)經濟管理專業(yè)的，在20世紀中頁，從農業(yè)合作化初期的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直到人民公社，幾十年來一直在抓農村經營管理工作……可事與愿違，在那‘三級所有’兩級空的集體經濟‘四統一’的嚴格管束下，農民沒有經營自主權和自我發(fā)揮作用的空間。我在輔導農經人員抓‘四大管理’加分配的過程中，雖然終年勞碌，盡心盡力，卻始終找不到讓農民看到希望的致富之路”。）
黎永斌（原縣農林水電局干部，退休前為旌陽區(qū)政協副主席）：種雙季稻這個事情我要說明一下，這個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當時國家提出“以糧為綱、全面發(fā)展”，就是要多產糧。紅光那么窮，咋個多產糧？就引進了雙季稻。雙季稻種植主要跟光熱、水、氣多方面因素有關，不適合在四川大面積推廣。比如紅光種雙季稻，四月二十日前就要移栽秧苗，七月二十日前就必須收割，然后接著種晚稻。加上品種問題，反正種雙季稻成本太高，勞動強度太大，雖然加起來總的產量要高點（早稻6、700斤，晚稻4、500斤，當時只種一季中稻畝產8、900百斤），但是還是不劃算。但是要多產糧，總得想辦法，于是就提出了種雙季稻，大面積推廣。
我把這個情況先解釋一下。
關于紅光大隊農業(yè)學大寨，我記得的情況是這樣的：
1964年，毛主席和黨中央發(fā)出“農業(yè)學大寨”的號召后，德陽全縣農村掀起了改田改土、治山治水的農田基本建設高潮。1965年11月，縣委開第一次農田基本建設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有公社、大隊、生產隊以及有關機關單位的代表一共900多人?？h委副書記武獻卿（離休前為德陽市政協副主席）作了題為《發(fā)揚大寨精神，搞好農田基本建設》的報告，會上表彰了東太公社（現德陽市旌陽區(qū)東泰鎮(zhèn)）和東太公社青太大隊（發(fā)揚大寨精神治山治水，改田改土，改變窮山面貌），羅江公社（現德陽市羅江區(qū)范圍）八大隊（改土面土，獲得棉農高產），德新公社（現德陽市旌陽區(qū)德新鎮(zhèn)）（興修水利，一季田變兩季田）等典型，號召發(fā)揚大寨精神，學大寨、趕大寨，學東太、趕東太，立即做好思想、規(guī)劃、組織、物資“四落實”，掀起今冬明春農田基本建設新高潮。孝感公社紅光大隊從1965年冬起，連續(xù)苦干兩年，除了生產隊保留3分冬水田作為“教育田”外，其余近600畝冬水田全部挖溝排水，改成了兩季田，并排沙面田，結合增施磷肥，增種綠肥等措施，使“爛泥田”長出了好莊稼。
那時候紅光還沒有名氣。
1967年7、8月份（具體是哪個月忘了），我到孝感公社了解林業(yè)生產，公社林業(yè)員楊仁和帶我到了紅光大隊，突然看到一片樹苗苗圃，大概有兩、三畝地，當時這在全縣是罕見的，我感到驚奇，就找到了大隊主任唐文述，在大隊磨房進行了座談，了解情況。回單位后，我寫了一個簡報，發(fā)到各鄉(xiāng)鎮(zhèn)，并寄了一份給綿陽地區(qū)林業(yè)局和省林業(yè)廳。簡報內容是孝感公社紅光大隊認真貫徹林業(yè)“三自”方針（自采種、自育苗、自造林），大隊辦苗圃，加快平原“四旁”（水旁、路旁、村旁、宅旁）造林綠化，促進林茂糧豐。年底的時候，省林業(yè)廳派了一個女同志來找我，說簡報寫得好，要在1968年春季造林動員時在《四川日報》上發(fā)表。既然要發(fā)表，我就很重視了，又作了補充修改，1968年春節(jié)后就刊登在了《四川日報》頭版頭條，標題是《用毛澤東思想統率農業(yè)，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是紅光大隊出名前第一次在川報上刊登的文章。
與此同時，我把紅光大隊座談了解的情況，比如紅光大隊也是與大寨一樣為大隊核算單位，學習大寨評記“大寨式工分”，以及挖干冬水田變一季為兩季，糧油大增產等等，告訴給搞農經工作的謝善模、劉洪銘、艾遠輝等，隨后引起了各方的重視。后來我聽謝善模和劉洪銘說，他們也到紅光大隊進行了調研，并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了1968年6、7月份（具體時間記不清楚了）的《四川日報》第二版，占了三分之一的版面，標題是《毛澤東思想的燦爛陽光照亮紅光前進的道路》。謝善模把這篇文章給我看了，我覺得這篇文章明確點出了紅光學大寨及發(fā)揚大寨精神取得的成效。這是紅光大隊出名前第二次出現在《四川日報》上。
1969年冬春，紅光大隊學習推廣灌縣（現都江堰市）安龍公社（現安龍鎮(zhèn)）經驗，大搞“溝端路直樹成行，條田機耕新農莊”，主要是改渠滅螺、修建機耕路，實行條田化，開展植樹造林等農田基本建設。
紅光出名了，所以1969年12月在紅光開全省“農業(yè)學大寨”現場會議，紅光被正式樹成了典型。
1972年10月，全省水田機械化會議期間，孝感公社的收割機和脫粒機、省農機研究所的全喂入式聯合收割機在紅光大隊開展大規(guī)模的晚稻收割作業(yè)，省內各脫粒機廠生產的各種脫粒機也在紅光大隊進行稻谷脫?，F場演示，峨嵋電影制片廠還拍了記錄片。
到了1973年（應該是1972年前），省農科院來紅光建農科站，梁登富、鮮明耀、徐培貞以及后來的金向模等老師駐紅光。紅光大隊的邱家鳳、胡大海、張建華、蔣禮興當時都在農科站幫忙和跟著學習，后來都被保送上了大學（邱家鳳上的綿陽農校）。
紅光大隊成為典型以后，到紅光來參觀的外地干部群眾很多，高級領導也多。1977年紅光大隊還專門修了一條柏油路，從德陽火車東站到紅光大隊，全長4.5公里，路基寬7米，路面寬6米。那會兒在全縣都是第一條。修路，據說是某個很大的領導要來看紅光，后來還是沒來。
譚明書（原德陽縣委蹲點紅光工作組成員，退休前為德陽市中區(qū)常務副區(qū)長）：我作為縣委蹲點紅光的常駐工作人員，主要任務，一是當好參謀，二是根據縣委的需要和紅光的發(fā)展變化寫出文字材料，當時大大小小的材料都要經過我的手。那時候寫材料，熬更宵夜地寫。包括你說的那個鄭洪禮的發(fā)言材料，也是我寫的。我這個名字容易讓人誤聽：譚明書，容易聽成譚秘書，當時還真有人點名要找譚秘書。
說紅光“學大寨”，具體的我寫過一篇文章（見附錄），這兒我只說個大概。
最早紅光是冬水田，產量低、收益少，是窮村，缺糧少錢，啥都沒有。經過“學大寨”，有了很大的改善，紅光成了“學大寨”的一面旗幟。
我總結紅光“學大寨”大體在三個主要方面作了努力：
一個是窮則思變。不改田改土，產量上不去，改田改土，搞雙季稻，產量就上去了。
二個是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紅光“學大寨”，改掉農村自私自利斤斤計較的舊習氣，實行大寨式勞動管理，大公無私，心向集體，熱愛集體，維護集體經濟，為集體做貢獻。
三是學大寨科學種田。再創(chuàng)高產，增加收益。搞派出去（學習）、請進來（傳授）。首先進駐紅光的是省農科院，一共有5、6個老師，鮮明耀他們就長駐紅光。那時候我也住在農科站。
通過三步努力，紅光實現了噸糧田，收益提高了，家家有余糧，戶戶有存款。
在這個過程中，紅光還出了好些典型。比如剛才說的鐵算盤黃祖庭。還有養(yǎng)豬能手錢詩珍。錢詩珍是8隊的飼養(yǎng)員，當時8隊養(yǎng)了208頭豬，是最多的，錢詩珍養(yǎng)的豬成活率、出欄率最高。當時豬奶不夠，她還擠人奶喂。
還有鐵姑娘李永鳳，7隊的，潑辣、能干，吃得苦下得力流得汗。鐵姑娘這個也是學大寨來的，大寨的鐵姑娘隊，隊長就是很有名的那個郭鳳蓮。
還有一個周素貞，是老婦女主任，善于憶苦思甜進行愛國愛社教育。
種雙季稻，當時田里真的是“上午一片黃，下午一片青”，看得到變顏色。勞動效率很高，但的確辛苦。我在駐隊，早上一大早去扯秧子，幫愛人完成任務（我的愛人是紅光大隊社員），然后去二隊（我駐二隊）參加勞動，栽秧、割麥、打谷都干。確實很累。
因為紅光有名氣了，“學大寨”現場會后，來參觀的人很多，所以修了紅光接待站?？h上的干部何正北、何大基本來也在駐點，這時都被抽出來搞接待了。接待站是1972年還是1973年修的記不確切了。
那時候紅光已經很有實力了，集體經濟很不錯，辦起了廣播站、機械廠、養(yǎng)豬場、雞場、螺帽廠、磚瓦廠、苗圃、果園……剛才說到來紅光的領導，縣上的不說了，當時我知道的省上的有趙紫陽、譚啟龍、楊汝岱、張中偉。早先還有鄧華大將。接著，相關業(yè)務部門也到紅光調研。
紅光“學大寨”跟“文革”是重合的，“學大寨”高潮時期就是“文革”期間。你問紅光大隊受“文革”影響大不大？在我看來，是有影響，但影響不算大。紅光也寫過一些標語，斗過“當權派”，但沒有什么兵團作戰(zhàn)之類的東西。你想嘛，“文革”再胡鬧，敢把紅光這個大寨旗幟給砍了？
唐文述（時任紅光大隊主任，后任紅光大隊黨支部書記）：1958年成立紅光耕作區(qū)，1959年成立聯社，叫紅光聯社，比現在的紅光大隊面積要寬。1959年搞公共食堂，每個小隊一個食堂，全隊的人都在一起吃飯，但食堂搞的時間不長，1960年下半年搞不下去了，下火（撤銷）。1961年聯社改成大隊，就是紅光大隊。
1965年下半年”學大寨”。之前是學河南（昔陽），后來學大寨。大隊黨支部專門討論這事，說再這樣干紅光還是翻不了身，還是要學大寨才行。
當時的支部書記不是我，是另外一個人。這個人當時是建設社會主義積極份子，到北京開過會。這個人當時也搞過浮夸風那一套，一畝田收3906斤，其實是把幾畝田的稻子堆到一塊田里。
其實，從理論上說，一畝田（老畝，面積是現在的新畝的1.5倍）收那么多也是合理的，因為都是測算出來的：一畝田種多少行，每行多少株，每株多少粒……算出來就是那么多，只不過測算的東西在實際中兌不了現。
也不怪他。那時候浮夸風很盛行，1960年還提出過“萬斤關”——一畝田要收一萬斤。那是笑話，要餓肚皮的。
說學大寨。前期主要是買書看，我們提出，找先進，先買書，看書上人家咋干我們就咋干。1966年初期，縣委組織我們參觀縣內外搞得好的地方，包括安縣。那時候支部書記已經換成了鄭洪禮，他回來后介紹了其他地方的經驗，說人家產量高、收入高，還辦企業(yè)，于是我們也開始學著人家搞。
我們搞了養(yǎng)鴨場，打米廠，當時夏洪貴就管副業(yè)，叫副業(yè)主任。“學大寨”初期，我們開始辦磚瓦廠（罐罐窯），1967年，經縣委批準，大隊買了三臺手扶拖拉機，7匹馬力的那種——是全縣第一個用上拖拉機的大隊。1969年用手扶拖拉機送公糧，回來的路上過鐵路平交道口還出了事故，被火車撞了，死了四個人。拖拉機也斷成了兩截，后來找農機廠修好了。賠沒有賠？那時候哪有那么多的規(guī)矩??？再說了，誰賠？火車是上面支左的，你找哪個賠？是你撞火車又不是火車彎著來撞你，人家停都沒停就開走了。大隊就負責死者子女的生活、讀書問題。后來死者遺孀再婚了，改嫁了，孩子大了，這事就沒有下文了。有了拖拉機，大隊就成立了農機組，先是搭個棚子放拖拉機，后來棚子改成了拱式磚房?，F在那房子還在。
后來省農科院在紅光設科研站，搞科學種田?，F在那個科研站的房子也還在（我后來去看了，兩層樓的蘇式建筑，墻上有一個很大的紅五星。房子破爛，但仍然結實）。
“學大寨”咋個學？先去大寨參觀。分三批去的，我是第三批。地區(qū)（指綿陽地區(qū)）農業(yè)局組織的，主要看人家咋搞科學種田和改土改田。陳永貴（當時大寨的支部書記，后來的國務院副總理）給介紹了10多分鐘。
學了就要干。先學人家的干勁。我們回來搞改田改土，一天就出四次工（早上、上午、下午、晚上）?？h委支持我們，農科院給我們搞優(yōu)良種子，我們搞養(yǎng)豬場，到70年，紅光實現了隊隊（小隊）有養(yǎng)豬場，大隊有種豬場。要問哪個隊養(yǎng)豬最多？8隊養(yǎng)得最多最好，170多頭（應該不是最高峰時期），一般的隊都是100頭以上。1隊最少，80多頭，因為他們隊人最少。當時全大隊達到了人平1.5頭豬。
養(yǎng)豬，一是要交售國家，一是要積肥。所以大力養(yǎng)豬。
學大寨后產量提高，人均賣（交）糧（小麥、玉米、大麥、稻谷）1000斤。多不多？有點多，但是那時候提倡講貢獻。社員分好多？分500—600斤，在全縣算多的。紅光的社員掙工分也是多的，分紅也算多的，所以其他地方經常來參觀學習。
那個時候是“文化大革命”，不過“文革”在紅光沒搞得那么激烈，時間也不長。1966年12月搞“文化大革命”（實際是1966年5月16日正式開始），要打倒“當權派”。在農村，哪個是“當權派”？大隊班子就是“當權派”，所以我也跪了兩個月的高凳子。當時我們這兒也有幾個造反派組織。1968年中央說解放干部，我就被解放了，從凳子上下來了。
1967年（應為1969年）我們開始種雙季稻。累不累？累！社員都說雙季稻雙季稻，整得大家雙腳跳。收了谷子馬上栽秧子，累得很，皮都要脫幾層。不過雙季稻產量高，雙千斤。
我們推行科學養(yǎng)豬。搞雜交，人工授精，一頭豬生10多個仔。
辦各種廠也是從大寨學回來的，比如后來我們又辦了標件廠、沙發(fā)廠、酒廠。當然，我們主要還是學大寨精神，大公無私的精神。比如評工計分，就是自報（工分）民評（社員開會民主評定），要講謙讓，講奉獻。不過這個方法開始還行，后來就不行了，各人都有小算盤，就改成了定額工、計件工，比如打（收割）一畝谷子記多少工。這才能調動積極性。
1970年（應是1969年）在紅光開全省“農業(yè)學大寨”現場會，化林是先進典型，我們也是典型。所以才說丘陵學化林，平壩學紅光。
紅光大隊慢慢有錢了，1977年下半年就成立了修建隊，開始修大隊居民點（據資料，應是1978年規(guī)劃，1979年正式開建），改善社員住房。這在全省是第一個。大家都很支持，因為大家都是草房子，怕火燒，而且都想過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日子。是中國建筑西南勘察設計院免費幫助設計的。把全大隊8個生產隊、38個自然院落，538戶1930人，規(guī)劃為7個居民點，標準是人平25平方米，不包括廚房、豬圈之類。出資方式是集體出大頭，社員小找補。社員投工，掙工分，修建要用的鋼材、磚，大隊都有廠，都是平價，主要是買水泥。不支持的只有7、8戶，主要是他們的房子多，最多的有20多間，覺得進了居民點房子就少了，不劃算。不過工作還是做通了。一共修了500多套，每戶人都有。當時紅光大隊風光得很，很多縣上干部都在紅光找對象。修完了居民點，集體還有三十多萬元存款（這個數據未找到檔案，檔案上有兩處顯示大隊結余為18萬上下），在當時這是一筆大數目。1983年修完的（據資料，共修建一樓一底磚混結構新房70幢，建筑面積6.23萬平方米，戶平建房6.66間，115.8平方米）。修完以后就包產到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了。
對了，趙紫陽還來過紅光，那時他是省委書記，鄭洪禮給他匯報工作，他建議我們辦酒廠，說你們糧食多了，可以搞深加工。后來我們就請縣酒廠派了技術員來指導，辦起了紅光酒廠，生產的酒叫帆光大曲，很有名，連孝泉、黃許的社員都一大早就背著糧食來換酒。一斤谷子換四兩酒。哎呀，要是酒廠不關，現在恐怕就是第二個劍南春了。
我們那個接待站有8間客房，有廚房、飯廳，還有百貨商店，是供銷社設的點。上面來人了可以接待，吃住都可以。有代表團來參觀，要組織學生夾道歡迎，熱鬧得很。
三、查閱紅光大隊檔案
之前，現任紅伏村主任尹顯東告訴說，紅光大隊的檔案都放在老村委會的木柜子里。我一直希望翻開那些老檔案，找到一些讓人驚喜的東西。6月1日，兒童節(jié)（為什么會選這個日子？現在想來挺有趣），在羅亞文先生的協調下，我們再次到紅伏村。
結果并不那么讓人驚喜。
其實早應該預料到這個結局，一個村的檔案怎么可能像史志？果然，存在那里的全是會計檔案。而我對數字從來不敏感，甚至有些害怕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數字。
老村委會是一幢二層小樓，還有人住。有人搬了一張方桌放在門口，把檔案從柜子里抱出來，放到桌上。檔案雖舊，但保存基本完好。只是因為時間久遠，一些手寫的筆跡比較淡了，有的標明時間的地方已經模糊。另外，放在抽屜里的票據，已經被老鼠啃得零零碎碎。
在檔案中，查到了一些數據。比如分紅。
從分紅（勞動工分所對應的價值，即一個工值多少錢）數據可以看出一個大隊社員的收入情況。通常情況下，那個時代，一般的大隊，一個工（滿分）不會超過0.8元人民幣，低的差不多0.4、0.5元。紅光大隊1962年到1978年（其中1971、1972、1973、1974年和1976年情況未查到。據說最高的時候曾經達到過2.5元，但檔案中無記載）的情況是：
1962年1.18元；1963年0.84元；1964年0.92元；1965年0.83元；1966年0.98元；1967年1.01元；1968年1.04元；1969年1.1元；1970年1.2元；1975年1.3元；1977年1.25元；1978年1.3元。
總體來看，這個分紅水平大幅度超過當時的平均水平，甚至比一個普通的機關干部工資要高。
但是，要達到這個收入水平，付出的勞動是普通人所不能想象的。在查閱檔案的前后，幾名經歷過當時情況的老年村民圍觀，她們說得最多最沒有分歧的話就是：累！累死人！真的要把人累死！
他們主要是指農忙時節(jié)，尤其是種雙季稻的時候。
我們特地找到了前文提到的鐵姑娘隊隊長李永鳳。李永鳳老人最初任小隊（7隊）政工員（類似部隊的指導員、政委一類），后任大隊婦女主任。李永鳳老人個子矮小，身高大約一米五出頭。我們在她家門前等到中午12點多，終于等到看病回來的她。我們請她回憶當年的一些情況。
李永鳳說那時她三十來歲，能挑120斤，上公糧的時候挑著稻谷從大隊到縣糧站，上午兩趟下午三趟（男社員上、下午均為三趟），還能夠把一麻袋的糧食背上糧倉。但她不是最能挑的，還有一位叫楊玉秀的婦女一擔能挑200斤。
當時李永鳳組織能力較強，覺悟高，所以得到重用。采訪的時候，周邊鄰居都說李永鳳從不說消極的話，果然，在講述中，李永鳳很注意講那些社員如何大公無私自覺加班，小孩如何一心為公幫隊里干活的事情，包括她自己的女兒為隊上放牛，因為牛打架，下頜嚴重受傷的故事。
關于出工的事情。李永鳳的回憶是，農忙（插秧）時節(jié)，凌晨2點就得出工，摸黑扯秧苗，一直干到早上近8點。然后收工，回家做飯吃飯。做飯、吃飯的時間不會超過1個小時。8：30出工，栽秧，干到12：00收工。中午1點再出工，一直干到天黑盡。夏天天黑盡一般是在8點半左右。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已經6、7歲以上的孩子還好，可以幫忙先把飯做好；如果沒有，那種忙亂可想而知。那時候提的口號是：大雨當小雨，小雨當睛天，晴天當陰天；大病不住院，小病不請假。我問她最忙的時候是什么樣子？李永鳳老人舉了一個例子，說某某沒法帶新生嬰兒，只能把嬰兒放在籮筐里，籮筐放在田埂上，孩子餓了，給孩子喂奶，直接趴在籮筐上，喂完了起身就走。
五月以后氣溫升高，田里秧水燙腳，加上氨水的浸蝕，很多人的腳都是爛的。
關于紅光的累，另一位老人說了兩句順口溜：有女莫嫁（到）紅光，紅光（能把你的）毛（都）要累光。
還有一位老人告訴我們，說有的姑娘累得實在受不了，只好跟人販子跑河北。附近某某兩姐妹就是這種情況。
人販子（應該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現在所謂的人販子，可能是牽線搭橋的人）介紹河北（河北是個大概念）如何如何的富裕輕松，嫁到那邊，如何的享福。姑娘動了心，人販子就跟姑娘家里商量，給女孩父母五百塊錢（原話。無考證。當時這是一筆很大的款項），然后帶走姑娘。姑娘跑河北是自愿的。老人說，河北怎么樣她不清楚，嫁過去的姑娘有過得不好的，也有后來回來過，看樣子過得不錯的（老人的話讓我想起了我的老家鄰居的一個姑娘，也是聽了人的話，跑了河北，據說不久就死在了河北，原因不詳）。
關于這個話題，后來我問了市作協主席高建平先生。高建平先生曾經是下鄉(xiāng)知青，他證明，在當時，各地都有這種情況。特別強調，姑娘“跑河北”是自愿的，不是被拐賣。
當時女社員和男社員的工分是不同的，一般來說，一個普通女社員出一天工，按要求完成任務，最高是85分（百分制。楊玉秀例外，因為勞力好，不比男性差，工分為95分），知青因為不熟悉農活，被安排相對輕松的勞動（如棉花地里的活），一般評是70－80分。男社員一般是滿工分，即100分。另外，大、小隊干部開會時間多，開會也算滿工分。
在檔案里，意外發(fā)現了幾份“文件”，涉及到省農科院在紅光建科研站的時間，與之前幾位老人的說法有一些矛盾。估計是省農科站在紅光建站，前后名稱有變化。比如一份落款時間為1971年11月18日的《紅光大隊一九七二年大春夏季輪作提綱》，落款共三家，分別是中共紅光大隊黨支部、紅光大隊科研站、農科院駐紅光工作組。而另一份名為《玉米雜交種“成單一號”制種要求》的材料，落款同樣三家：德陽縣孝感公社紅光大隊革委會、省農科院〈五.七〉科技服務組、德陽縣孝感公社革命委員會，落款時間為1972年3月26日。另有1972年5月11日由紅光大隊黨支部、革委會主編的油印《戰(zhàn)報》，刊登了鄭洪禮在縣委、縣革委大戰(zhàn)紅五月廣播動員大會上的發(fā)言摘要，在文尾“編者的話”里提到了省農科院，原話是：“希請農科院駐紅光的同志、廣大干部、貧下中農、知識青年，積極投稿，大力支持”，說明省農科院向紅光派駐科研人員應在1971年11月以前（后黎永斌老人再次確證，是1971年10月小春播種結束）。
關于紅光大隊的農機具。在檔案中有幾份關于向上級要求買農機的請示，說明紅光大隊農機具來源是三個渠道：一是現場會后農機廠送的，二是上級免費撥付的，三是使用集體資金購買的。
檔案中還有兩份修廠房的協議書。比較有意思的是，紅光大隊負責修廠房的材料，修建方（其中一份修建方是廣漢萬福公社先鋒大隊）提供圖紙，經雙方共同審查認可后動工，但所修廠房必須保證10年正常使用?？磥碚麄€程序還是很規(guī)范的。
結語
采訪紅光大隊“農業(yè)學大寨”前后歷時一個月，雖然采訪并不算細致深入，但基本理清了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在采訪和整理過程中，有幾句小結：
一是農業(yè)學大寨是一個歷史階段，大致可以認為是從1964年到1983年包產到戶為止。紅光大隊成為“農業(yè)學大寨”的典型，有歷史原因，也有紅光大隊自身努力的因素。否定紅光（大寨）精神不合適，但刻意拔高也存在問題。
二是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對于紅光大隊“農業(yè)學大寨”有不同的體驗和看法。
三是人的潛力不是想象的那么大，紅光大隊種雙季稻的勞動強度達到了人的極限，不可能一直持續(xù)下去。
四是農業(yè)學大寨，社員收入雖然相對較高，但也只是當時條件下的比較，沒有科學進步，農民始終只能在貧困線上掙扎。
五是集體經濟模式嚴重束縛了農村發(fā)展活力（為了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上，德陽縣曾經規(guī)定過全縣所有鄉(xiāng)同一天“逢場”的情況），紅光大隊“學大寨”證明，當時的發(fā)展模式對于生產力的潛力挖掘已經達到極致，只有另辟蹊徑，實現新的突破，才能使農村翻開新的篇章。這個突破就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就是聯產承包責任制。
附件：孝感紅光村的變遷（譚明書）
附件
孝感紅光村的變遷
譚明書
位于川西平原邊沿的原德陽縣孝感公社紅光大隊，學大寨前的1963年，全村近400農戶，1500余人。近3000畝耕地，有三分之二是年種單季的冬水爛泥田?！疤烨缫话训?，下雨一包糟，田難種、路難行”。農業(yè)生產條件差，生產力低下，缺糧又缺錢，是一個遠近聞名的平壩窮村。
1964年，德陽縣黨政領導調整大隊領導班子，新一屆黨支部在全鄉(xiāng)率先提出以大寨為榜樣，徹底改變貧窮落后面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紅光大隊黨支部首先在全村干部群眾中廣泛開展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教育，組織發(fā)動群眾改造冬水田，變一季為兩季；開溝排濕，改造下濕低產；每畝泥田參拌百方沙土，改良土壤；養(yǎng)豬積肥，增磷補氮；改渠修路造條田；自采種，自育苗，自栽樹，改變生態(tài)環(huán)境。當時紅光人的口號：“白天拼命干，雨天當晴天，逢年過節(jié)無休閑”。經過三個冬春的艱苦奮戰(zhàn)，農業(yè)基礎條件明顯改變，產量成倍增長，全大隊糧食畝產一舉跨“綱要”，糧食總產量1963年90萬公斤，1967年猛增到130萬公斤，人均產糧800公斤以上，油菜畝產由30公斤猛增到100公斤以上。“手里有糧心里不慌”，調動了干部群眾生產積極性。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會干。
1967年紅光大隊派出首批代表去山西大寨參觀學習。大寨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科學種田再奪高產”的經驗使黨支部一班人認識到“吃飽了肚子，還要武裝腦子”。于是在干部群眾中開展“為誰種田”的討論，教育群眾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要堅持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三兼顧。將繁瑣的勞動定額管理改為大寨式勞動管理，評政治工分，白天勞動，晚上學政治，每月一次評工擺好，把個人的勞動報酬同先進的思想、對集體的貢獻、勞動態(tài)度及勞動量結合起來。對照大寨看自己，紅光人并不滿足現有生產水平，決定學習大寨實行科學種田。通過“派出去，請進來”等多種方式學科學，用科學。當時，省農科院、縣農林部門等科研技術人員先后進村安營扎寨，在他們的幫助指導下，化學除草、病蟲防治、畜禽防疫、品種引進改良、耕作改制等農業(yè)先進技術先試驗示范。然后全大隊推廣。大隊辦起了農業(yè)科研站、農業(yè)機械站，興建集體種畜場，建立了試驗示范基地，增添了科研設施，培訓了一批農民技術員。從此，紅光人的科技意識增強，科學種田水平不斷提高，實現了糧油再創(chuàng)高產的目標。到1973年，紅光大隊糧食畝產突破1噸，總產達到190萬公斤，人均1噸糧，油菜畝產達到170公斤，人均養(yǎng)豬一頭半；耕田、收割、防蟲治病，抽水等基本實現了機械化和半機械化。這時的紅光溝端路直樹成行，條田機耕地變樣，人氣和“六畜”旺。
紅光大隊的巨大變化，引起了省、地、縣黨政領導的關注。中央、省、地領導先后親臨紅光考察指導。1968年全省農業(yè)機械化現場會在廣漢、德陽兩地召開，參觀了紅光大隊農業(yè)機械現場操作表演；1969年全省學大寨現場會首次在紅光大隊召開，會議聽取了紅光大隊大寨經驗介紹，組織代表們參觀了紅光大隊，得到了省委、省府領導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會議結束后，來紅光參觀學習的省內外各級干部群眾絡繹不絕，每天少則數十人，多則幾百人次。為搞好接待，從縣城到紅光修建了專線柏油面路。村里還撥?？睢澩恋?，建起了約600平方米的接待大廳，成立了接待站，縣里還專門培訓選派接待人員負責接待工作?？h委領導數次來紅光調查蹲點，并派出工作人員長駐紅光幫助工作，總結經驗。
隨著全省“學大寨趕紅光”運動的不斷深入，對紅光大隊既是鼓勵，也增加了壓力。紅光人在黨支部的帶領下，開始實施新農村的建設規(guī)劃，按照“以糧為綱”，多種經營全面發(fā)展的方針，堅持以收為核心，一手抓穩(wěn)糧，一手抓增收，不斷壯大集體經濟，提高農業(yè)勞動報酬，先后辦起了五廠（磚廠、酒廠、標件廠、米面加工廠、螺帽廠）；四場（養(yǎng)雞場、集體養(yǎng)豬場、苗圃果園場、養(yǎng)魚場）；開設了四店（縫紉、理發(fā)、百貨副食、修理服務）；全村工商建運服務門類齊全，農林牧副漁全面發(fā)展。修學校，辦幼兒園，文化室、廣播站、醫(yī)療站等各項社會事業(yè)也相應發(fā)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進了紅光村，紅光人思想進一步解放，在村黨支部的率領下，沿著全會精神指引的路線繼續(xù)前進，各項事業(yè)長足發(fā)展，集體經濟進一步壯大，農民收入成倍增加。到1982年，全大隊突破“三個一百萬”，即集體儲糧100萬斤，集體積累100萬元，為國家提供商品糧100萬斤，農民收入過“雙千”，農民居住條件改善。這時的紅光大隊舊貌換新顏，家家有存款，戶戶有余糧，人人住進新樓房，男女老少喜氣洋。